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所写的《军事谋略学》中提到，要看清21世纪的国际形势，须回头看一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。在国际战略格局急速演化的今天，笔者仍主张回头看一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，看一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际关系，看一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。为什么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相提并论呢？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有哪些相通之处？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对于解决国际上的纷争又有哪些借鉴之处呢？这正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。
一定时代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价值尺度有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：人同社会的关系，归根结底是人同人的关系，这种关系就是社会关系。一切社会关系都由人产生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“始点”；一切社会关系又都由人收拢，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“终点”；一切社会关系都靠人支撑，人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“支点”；一切社会关系都在人身上交织，人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“交点”。总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两个层次的社会关系之中，即每一个人都归属于一个既定的民族、阶级或党派，生活在一个法定的国度，处于人际间的宏观关系之中。同时，每一个人又都有亲属、同事、上下级和业务联系等关系，处于人际间的微观关系之中。事实上，每个人总是要同时以“宏观身份”和“微观身份”来对待和处理人际间的多种关系的，不管是国家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联合，还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抗争与妥胁等，都概莫能外。 日本著名汉学家村山孚也曾提出过一个观点，他认为中国的权谋术数，原本是人类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生存而产生的智慧。它理论化于两千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，是从那个大变革时期日益丰富起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法。这种技法的特征是：不单凭蛮力硬干，注重以间接方式巧妙地摆布对方，使对方的行动自然而然地归循于自己所期待的方向。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确切，但有一点不容否认，就是我国古代计谋韬略的丰富发展，与春秋战国时期人际关系的诡诈多变有密切联系。因此，我们探讨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外交谋略，不应该忽视对这一时期人际关系特点的分析。为了说明问题，不妨先举几个例子。 第一个例子是张仪客居楚国时，感觉到楚王对他的态度愈来愈疏远，渐渐冷漠，对他的看法也开始恶化，甚至在侍从中也能听到不满之声。张仪苦思冥想，心生一计，求见楚王。张仪对楚王说：“在贵国我也没有什么用处，请求去见魏君。”楚王立即点头同意。张仪问楚王需要魏国的什么东西，楚王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宝石黄金以及象牙等，都是我楚国所产之物。寡人无求于魏国。”张仪又提出，中原女子的美貌“常使人误以为天仙”。楚王一听垂涎三尺，说道：“楚，僻陋之国也。中原之女如此之美，虽有所闻，然而尚未尝亲见也。请费心……”楚王于是给张仪珠玉以为资金。而楚国的王后南后与宠姬郑袖听说此事后，心中十分害怕。二人分别派人向张仪赠送大量黄金，嘴上虽说是“以供刍秣”（即旅费），实际是作为阻止美女入楚的酬报。张仪心安理得地收下这些钱财。他在向楚王辞行时说：“当今乱世，往来艰难，不知什么时侯才得相见，望大王赐之以酒！”楚王于是备送别之宴。酒至半醉时，张仪再拜而请，说：“这里再没有其他人，愿大王招所喜爱的人侍酒……”《战国策》对此作了一番精彩的记述：王曰：“诺”。乃召南后、郑袖而觞之。见到这两位女人，张仪故作惊叹，向楚王倒身下拜：“仪行天下遍矣，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，而仪言（赴魏）得美人，是欺王也。”楚王听到对自己心爱之人的夸赞，非常高兴，更加吹嘘道：“不必介意，我本来就认为天下再没有像她们两人这么美貌的了！”至于南后和郑袖，听到张仪的话更是感激不已。张仪由此得到了楚国宫廷的宠信。张仪在处理君臣之间的人际关系时，先从争取南后和郑袖信任方面下功夫，以此博得楚王的好感，行此迂回之计巧妙之极。 再一个例子是《战国策·韩策二》中记载的一个故事。韩国相国公叔与韩王爱子几瑟对立，相互争权夺利。结果，几瑟失宠流亡在外。公叔为了除掉后患，在几瑟流亡之前，曾欲派刺客暗杀几瑟。有个策士相劝说：“不要这样做，太子伯婴非常看重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几瑟的存在，是为了利用你牵制几瑟，你才受到重用的。因此，他如果死去，你也必然要受到轻视了。只要几瑟存在，太子就有所畏忌，不得不依赖你的作用。”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诡诈之法，不禁使我们联想起群雄争立的形势下，策士们经常提出的“平衡术”。在那样的形势下，“均势”是稳定的基点。为了求得国际局势的相对稳定，就必须造成一个“强不能过强，弱不能太弱”的局面。既要防止主要对手过于强大，威胁自己的利益；又不能使其彻底削弱灭亡，丧失钳制其他次要对手或潜在对手的能力。由此，才能使国际力量达到相对“均势”，造成比较有利于自己的战略格局。相反，一旦这种“均势”被打破，马上就会出现新的利益矛盾，从而引起新的国际争端。 另外，有的时候，处理人际关系本身就关系到国际争端的解决。据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记载，楚国大军北上攻魏，魏军被打得大败，一连丢失8座城池。接着，楚军又转而向东，开始进攻齐国。齐国难以迎击势如破竹的楚军。于是，齐国派遣策士陈轸作为特使前往楚军大营。当时统率楚军的是出身贵族、深得楚王信任的大将昭阳。陈轸首先向昭阳祝贺他的军事胜利，随后问道：“按照贵国的制度，如果战胜敌军，杀了敌军的将领，将会得到什么官爵？” 昭阳回答：“官为上柱国，爵为上执圭。” 陈轸又问：“地位更为尊贵的还有什么？” 昭阳说：“只有令尹了。” 这时，陈轸使用巧妙的启发术说：“令尹是够尊贵的了，但楚王不会设置两个令尹。我想为你作一个譬喻，楚国有户人家进行祭祀，赐其舍人一杯酒。如果几个人分饮，数量就太少了。于是，相约在地上画蛇，最先画成的人饮酒。其中一人最先画成，他左手把酒，右手画蛇，说：‘我还能给蛇再画上足。’正在他添画蛇足时，第二个画完的人夺走酒杯，说：‘蛇本无足，你怎么能给它画上足呢？’于是把酒一饮而尽。画蛇添足的人，最终失去了那本来应当属于他的酒。”接着，陈轸继续循循善诱：“昭阳将军，你已经得到了上柱国的官位，又引兵而欲攻齐，可谓‘胜而不知止者，身且死’，不知道适可而止，不正是描画蛇足吗？”昭阳恍然“大悟”，于是撤军归去。在封建社会中，君王最忌臣僚功高盖主，尾大不掉，危及自己统治地位。陈轸正是从君臣间人际关系的这个关键环节入手，说动昭阳撤军而去，从而解救了齐国之危，达到了
激烈竞争环境中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
2006年12月28日 08:37 中国国防报
李炳彦
